? 自2023年起，被外界誉为“人工智能教父”的杰弗里·辛顿每年都会在公开场合发出关于AI的警告。 那一年，他提醒人们，AI的发展将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 2024年，他声称，AI将操控人类。 2025年，他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将人类与AI的关系形容为“把小老虎当宠物”——当幼虎长大后，很可能伤人。 如今，在AI带来的蓬勃机遇面前，越来越多的人并非害怕技术本身，而是担心自己无法掌握方向盘。 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以难以预测的速度推进，而治理机制和国际共识仍然滞后。 面对这场技术变革，中国正在给出自己的方案——不仅考虑如何发展，更着眼于如何在发展中确保安全、在竞争中寻求合作。 其一是保证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几周前的中国互联网大会上，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申卫星的这句话，引起了业内共鸣。 他认为，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不能因为治理或立法，扼杀掉产业发展的机会。“但人工智能也确实必须保证健康有序发展，这个底线是应该明确的。” 业内普遍认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治理，应在设定明确底线的前提下，为发展留出充足的空间。而鼓励创新应该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第一原则。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规模化商业化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加快普及、深度融合，形成以创新带应用、以应用促创新的良性循环。 其二是加快形成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治理的目标不仅是防范风险，更要让技术在可控范围内释放最大价值。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提升安全能力水平，加快形成动态敏捷、多元协同的人工智能治理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法研究室副主任周辉对三里河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属于颠覆性技术，在治理过程中，需要将一致性评估、合规性审查等引入人工智能监管机制。同时，考虑到人工智能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应适应性地构建敏捷治理机制。 此外，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各领域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其发展和应用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往往是跨越国界的，治理更需国际合作。对此，中国是倡导者也是积极实践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2025互联网安全大会上指出，数字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新家园，人工智能与数字安全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单打独斗无法应对。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认为，中国应摒弃个别国家的“小院高墙”政策，通过“一带一路”等多双边框架，推动AI技术务实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姚佳表示，打造一个全方位、多层次、汇聚广泛共识，具有包容性、平等性和多元性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应是各国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 其三是让技术解决技术的挑战。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挑战，传统、被动、碎片化的安全防护已力不从心，亟须变革。 邬贺铨曾多次表示，要创新升级数字安全防护体系，构建AI驱动的主动免疫。 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辛顿呼吁人类探索通用AI训练方法，使人工智能向善。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伯文指出，在面对长期风险，特别是管理可能超越人类智能的智能体时，要转向“内生安全”的新思路，即从“让人工智能变得安全”(Make AI Safe)迈向“打造安全的人工智能”(Make Safe AI)。前者是后置性的安全补丁，缺乏敏捷性和韧性；后者则强调安全的内生性和原生性。 人工智能的未来，并不只是关于算力的竞赛。更重要的是，谁能在技术创新与规则之间找到平衡，谁就有可能赢得真正的主动。 中国正在给出的答案，是一条兼顾发展、治理与技术安全的道路。 (“三里河”工作室)